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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知识书法学习 → 现代人,为什么需要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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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人,为什么需要书法
来源: 美术报 作者:郑利权 发表日期: 2012-4-4 11:27:49 阅读次数: 1074 查看权限: 普通教程
   在博客、微博、微信、网购、IPad盛行的时代里,传统的书法艺术似乎有点背时了,从实用的角度来看,现代人已经不需要书法,书法与我何干?

  然而,在古代,在从不缺少书写的时代里,书法却是那么的被需要:

  1659年前的东晋永和九年(公元353年)农历三月初三,王羲之不经意间书写的《兰亭序》成为唐以后文人顶礼膜拜的对象,兰亭,成了书法经典的象征。

  1354年前的唐高宗李治显庆三年(658年),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狂热书法主张的背景之下,书法被扶上“国学”科目的宝座,继之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之一,天下文士为之疯狂,促使明清“馆阁体”的盛行。

  908年前的宋徽宗崇宁三年(1104),宋四家之一米芾被召为书学博士,擢为礼部员外郎,文人书家大受推崇,书法成为文人修养的象征。从那以后,书法深入中国文化精神的骨髓,书法成为中国人的脸面。

  由此,对古人来说,表面上以实用为根基的书法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,而深层次来说书法负载着中国文化艺术的核心精神。苏轼说:“诗至杜子美,文至韩退之,书至颜真卿,画至吴道子,而尽天下之变,天下之能事毕矣。” 康有为也看到了书法所容纳的中国人文精神,他说:“书虽小技,其精者亦通于道焉。”无怪乎,季羡林先生将书法、京剧和《周易》称为中华之国粹。

现代人真的不需要书法了吗

  然而一枚硬币总有它的反面,电子传播的便捷化使现代手札的文化承载性荡然无存,电子的瞬息化与虚拟化打碎了手札的实物传播形态,传播内容瞬间即逝。于是,我们发现了传统手札的核心人文与传播价值所在,所谓“一日手札、千年传播”,传统手札是文人生活状态的真实记录,是文人瞬间的心迹凝固与长久的文化承载。“尺牍书疏,千里面目”,传统手札作为人际间不拘异时异地,传情达意,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,使人在千里之外,仍然能够相知相识如同面语。传统手札的历时性与墨迹化,让人充满着温馨的期盼,其中蕴藏着人间的亲情、友情与爱情,正因为有着焦急的等待,才显得尤为珍贵。Email、微博、短信等电子手札的兴起,使得传统手札在大众形态的日渐远去,代表着一种文化的“失忆”。

  如果说,大学生“家书”的失落蕴含着道德伦理的淡化,那么网络快餐文化与海量信息交流折射出当代文化的浮躁与荒芜。文化艺术形态、道德伦理形态往往与社会传播形态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。从这一角度来看,弘扬书法有着宏大的历史性意义,用书法来寻找失落的亲情、失落的心灵、失落的文化、失落的记忆、失落的真实甚而是失落的时代。

   现代人更需要书法

  书法艺术有一股“静”的力量

  有学者将书法艺术称之为“无声之乐”、“静态之舞”。因为静,使书法艺术具备了多种心理治疗的功能。在医学界,针对特殊需求学生之书法治疗处理方案研究显示:过动儿童、情绪困扰儿童与听障儿童通过书法治疗均有相当的疗效。同时,研究表明,练习书法,有助于培养儿童的专注力。对于老年人而言,书法也是最好的健身项目。所谓“志有所专,即是养生之道”。纵观中国书法史,书家普遍高寿,诸如智永习书百岁而寿乡,欧阳询享年85岁,柳公权88岁,文征明99岁尚习小楷,梁书同93岁,近现代书法家中齐白石97岁、林散之90岁,陈叔亮91岁、沙孟海93岁,费新我90岁,启功94岁等等,最为典型的是上海书法老人苏局仙年过百岁仍临池不辍,其养生之道,他自言:“唯书画而已。”105岁时无疾而终。从生理学的角度分析,练习书法,必须端坐凝视,专心所志,是心、眼、臂、肘、腕、指共同配合的微量运动,所以能怡情养性,健体益寿。黄匡《瓦瓯北医话》说:“学书用于养心愈疾,君子乐之。”何乔《心术篇》说:“书者,抒也,散也,抒脑中气,散心中郁也。”

  书法是认识自我最好的镜子

  汉扬雄《法言·问神卷第五》说:“言,心声也;书,心画也。声画形,君子小人见矣。” 三国钟繇也说:“笔迹者,界也;流美者,人也。” 书法艺术是人们审美情感的一种流露。书法因为线条的抽象性,与人的心灵最近。人自古就有一种书写与涂鸦的冲动,面对洁白的宣纸与墙面就有一种书写的冲动,这种冲动是对长期的理性与现实的瞬间突破,在情感的驱使下,解衣盘礴,喜怒哀乐一泻而出。纵观书法史,经典之作也是人类情感的表征:《兰亭序》是中和,《祭侄稿》是悲愤,《金刚经》是宁静,《天发神谶》是刚怒,《石门颂》是苍茫。提起毛笔,饱蘸浓墨,尽情书写,渲泄之后就是宁静,现代人,在猛烈的浮躁与快节奏的生活之下,恰恰又缺少渲泄的途径,容易产生诸多心理问题,因而对当代社会而言,书法艺术的普及与振兴,是个人身心康健、家庭和睦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极为重要的途径。

  书法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力量

  在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的今天,在人们的精神需求日益高涨的时代,书法艺术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。文化教育家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,认为美育更能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:“鉴激刺感情之弊,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,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。纯粹之美育,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,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,而使人我之见、利己损人之思念,以渐消沮者也。盖以美为普遍性,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。”书法艺术因其抽象性、写意性、抒情性与自我性,更为纯粹地显现出美育陶养感情的特征。书法艺术区别于绘画的题材性与文学的政治倾向性,其个人化、内心化、普及化的艺术特征与信仰无涉、与政治无关。与其他艺术形态相比,书法艺术更具普及性,只要会写汉字就会写书法。书法本身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、以毛笔为表现工具的一种线条造型艺术。正是因为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,在古代本来就是一种全民书写,是普及性最广的群众性艺术形态,上至帝王将相、文人学士,下至平民百姓、抄经写手,都曾为书法艺术增光添彩。在现代社会,物质生活日益丰富,文化精神却日显苍白,因而更需要书斋文化,更需要书法艺术。

  1948年7月23日,85岁的黄宾虹先生以应聘杭州国立艺专从北京返回南方,途经上海,在中国画会主席孙雪泥的邀请之下举行演讲会, 孙雪泥以为黄宾虹年事已高且归途劳顿,请黄宾虹不必费心艺术指导,只需谈谈养生之经验,而黄宾虹起立开讲了一个半小时,其主旨就是“艺术是最高的养生法,不但足以养中华民族,且能养成全人类的福祉寿考也!” 黄宾虹先生提倡的“艺术养生法”,不是指向个人,而具有立足于中华民族与人类社会的高度,与蔡元培提倡的“以美育代宗教”有着异曲同工的理论前瞻性。毫无疑问,在当下,提倡“书法养生法”、“全民书写”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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